佛道儒之争（三）

虽然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浩劫,但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比较推崇佛教(民间也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及后来的女皇武则天更是相信佛教,因此佛教在唐朝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道教在唐初的时候也是很出风头，有两个著名的神棍袁天罡和李淳风，其风头之劲可以和佛教一较高低。但是，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因为武则天本人信佛，所以佛道之争，道教明显的就处于下风了。而到了唐宪宗的时候，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这时候儒家有个很有名的人站出来了，这个人是谁呢？他叫韩愈，从儒家立埸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他自认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道。基于此，他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要现实得多。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虽然这次儒家对佛道两家的斗争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谁也没料到佛教更大的灾难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