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道教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的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开派的人物，在灿若繁星的古代伟人群中，他一直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华。除儒、佛两家外，道教思想对苏轼的创作也起了显着的作用，这是他不同于北宋其他诗文革新派作家的重要地方。

宋仁宗赵祯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这位卓越超群，博学多才的大文豪诞生于眉州纱b行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其远祖苏味道曾任初唐时期武则天的宰相，与杜甫祖父杜审言、李峤、崔融并称为武后时期的“文章四友”。

庆历五年（1045），八岁的苏轼进入眉州天庆观北极院，随道士张易简读书，直至庆历八年（1048）。青年时期的苏轼，其文大都以儒学为宗，以实用为务，而折中于贾谊、陆贽的政论，因而涉及老庄。

随着苏轼眼界的扩大，阅历的加深，宦海浮沉的遭遇，人情冷暖的体察，他对学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佑元年，四十九岁的苏轼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说：“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即是这种心情的流露。

东坡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但愈到晚年，老庄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由青年时期的力辟佛老最终发展到晚年的融合佛老，强调老庄与儒学的一致，力图把道学同儒学结合起来，认为道家的教义合于儒术。在《上清储祥宫碑记》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仁者静寿之说。”在《庄子祠堂记》一文中，他驳斥了“庄周诋訾孔子”的说法，提出了“阳挤而阴助”的新颖见解：“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方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基于这种认识，苏轼指出儒释道各家的关系实际上是“相反而相为用”，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在为其弟苏辙所着《老子解》作跋时，他非常肯定该书对三教合一的贡献，指出：“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

苏轼经过独立思考，有选择地将老庄与儒学相近的内容融合起来，以达到致用应物的目的。在他看来，学儒老“本期于静而达”，而非“为出生死，超三乘”。他十分赞同“孔老为一”，认为只有兼通儒老，才能做到“遇物而应，施则无穷”，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融会诸家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面貌和文学风格。

道教对苏轼的影响是积极的。诚然，老庄的人生虚无思想和无是非观等等，在东坡的作品中时有流露，如《次丹元姚先生韵》云：“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用前韵再和孙志举》云：“回视人间世，了无一事真。”但这类作品在苏轼集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对东坡创作不断产生影响的，乃是道家的清静无为，不为而为的思想，看穿忧患因缘自适的思想，返朴归真傲视荣华富贵的思想，以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苏轼善于把老庄的这些教义同儒家的理论完善地结合起来，作为行动的准则，以应付宦海浮沉多变的政治环境。

老庄哲学的辨证思想十分丰富，这自然也为苏轼所汲取和利用。老子看到了宇宙的运动变化规律，认为天下万物无不包含矛盾对立，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着名论断。庄子也惯于谈论是非、美丑、善恶、大小之辨。

苏轼对于老庄思想，取其空静，而避免了懒：学其通达，而不囿于游戏人生：倾慕其真朴，而没有走向脱俗复古。从主导方面看，老庄思想对东坡的文学创作是起了积极影响的。

庄子的着述文采斐然，艺术价值很高，深得苏轼的喜爱，他曾自谓反复阅读《庄子》，“得其寓言之意”。可以说，苏轼文学的技巧和风格是深受《庄子》影响的，富于理趣即是重要的一点。文学作品重在言情，但也不排斥明理，关键是理与情必须结合，并借形象来体现。老庄文字以谈玄说理为指归，又都善于借曲譬、隐喻、寓言来发人妙悟，其突出特点就是借物明理。刘大魁《论文偶记》谈到《庄子》时也说：“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东坡创作也多即物明理，如《前赤壁赋》借水的流逝和月的盈虚，来说明宇宙万物有变有不变的道理：又如《超然台记》紧扣楼台的兴建来阐发游于物外则无往而不乐的道家哲学，都是着名的例子。苏氏的理趣诗多而且好，如《题西林壁》、《东坡》、《慈湖夹阻风》等，或借自然小景，或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寄寓深邃的哲理，言短趣长，引人入胜。

东坡运思谋篇，善于化实为虚，以变济穷，波澜更迭，出人意表，奇幻精警处与老庄文字十分相似。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相当多的作家与老庄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们对老庄的态度和所承受的影响，却是不尽相同的。苏轼濡染老庄，重在研究其哲理。他善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有选择地融合老庄，借以圆通地应物处世，取得随遇而安，无往不适的效果。他以文学家的姿态出入老庄，将道家的空灵透脱注入诗文，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