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元道教的社会形态

宋元道教的重要内容是内丹，内丹的流传，已经越过纯粹的宗教界限，为社会各阶层接受，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都有感兴趣者。《春渚纪闻》载：丹灶之事，士大夫与山林学道之人，喜于谈访者，十盖七八也。宋代士大夫苏轼号东坡居士，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司马光也自号齐物子，都与道教有渊源。苏辙《龙川略志》载：有一次，苏辙告诉朋友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朋友说梦境和现实不一致，是因为自己的性不全。苏辙则说这个朋友不仅知道术，而且懂得道，并对道和术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盖于道无所见，则术不能神。着名理学家朱熹，一生向往丹道之事，曾化名崆峒山道士邹诉撰《周易参同契考异》，儒者夏宗禹作《悟真篇讲义》、《阴符经讲义》、《药镜讲义》，理学家真德秀为之作序。从内丹道自身的情况来看，也消融了严格的教派门户之见，融入世俗的精神贯穿其中。道教史上重要的内丹南宗，实际上更近于一种影响甚大而无严格组织门派的社会思潮：南宗’之名，乃后人所加。用以区别于全真一派北宗。若就广义的、内丹学意义上的南宗’而言，应指奉张伯端一系内丹学的内丹学派。除白玉蟾及其门下行符祈祷的道士们有本派靖治、教团组织外，南宋社会上宗承张伯端一系内丹学说者，并无教团组织、其成员不限于职业道士。除了文人士大夫，内丹修炼也及于普通老百姓：两宋内丹修炼者既有陈抟、张无梦、蓝元道、张继先、王老志、曹文逸等名道士，有王溥、晁迥、张中孚、李观、曹国舅等名公巨卿，有种放、李之才等隐士名流，有张伯端、夏宗禹等幕僚，也有市井百工之流如缝纫为业的石泰、箍桶盘栊为业的陈楠、涤器为业的郭上灶等劳动人民，乃至乞儿、妓女、和尚，无所不有，可谓遍于社会各阶层。可见，内丹在这时影响之大、之细，远非信仰领域的宗教行为可比拟。

总的说来，宋元时期道教的教门教派大多不是迥然有别于世俗的宗教组织团体，而是更细更深地与世俗生活融合渗透，回归了早期道教起于民间、面向民众的传统，也在理论和实践上体现了道教推行教化、移风易俗、陶铸民彝的宗教精神。宋元是道教的教义教理发展繁盛的时期，南宗的内丹理论，王重阳、丘处机等全真高道的宗教思想都引人注目。宋元教理教义与前代道教有着密切的承传关系，但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最为显着的特征是不再强调作为一种独立宗教的特殊的思想内质，而是立足于整体的社会文化思潮，在与其他思想的融合与渗透中建立自己的教理教义，也不似前代道教那样有意彰显宗教的神秘性和无限性，而是从常情常理出发，建立符合现实世界认识方式和思维逻辑的理论。

宋元南宗是在唐末五代兴起的内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唐代丹术非常兴盛，但铅汞类丹药又屡屡失败，让不少人送了命，迫使人们开始转向理论性的思考，寻找炼丹能让人长生成仙的理论依据，《正统道藏》映字号的无名氏注《周易参同契》和署名钟离权的《钟吕传道集》就是为解释外丹的失败应运而生的新的理论着作。这两部着作充分利用了宗教体验和宗教修炼的神秘性和主体性特点，轻而易举地将屡屡失败备受责难的外丹转化为了内丹。《周易参同契》注乾坤坎离说；在人则乾为首，而备耳目鼻口舌之显于外者也；坤为腹，而备心肝脾肺肾在乎体内也。在人则肾属坎而居乎下，心属离而居乎上人之坎男离女媾，则众石实自此而基也。这样，就将传统丹术中真实的水火转变为人体内的心肾之气，丹炉也不是真实的火炉，而是人体，先前炼丹中必备的乾坤坎离、龙虎男女，包括河车黄芽等药物。都是人体内本来就有的器官和功能，炼丹成为了人体的某种特殊的生理过程。将真实的铅汞鼎炉之类转化比喻为人体的器脏和功能，是利用宗教修炼的神秘性将其虚无化了，同时也是用现实世界的认知逻辑来对宗教进行的调整，可以说，内丹术的诞生是为了弥补外丹不合现实认知逻辑的荒谬及对外丹术的屡炼屡败作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