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宜兰为何与王耀武离婚

        这一点，已经与尊不尊重对手无关，而我们想要说的是，因为一些网友的人云亦云，王耀武的结发妻子郑宜兰在其后被“摸黑”了不少。虽说，这不能与王耀武的“镜子”同日而语，但在郑宜兰这面被“摸黑”的镜子里，多少能看到，总有那么一些人总是希望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喜欢雪上加霜的心理。

事实上，一个优秀的人是一定会尊重自己的对手的。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名言，比方说：一个聪明人从敌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比一个傻瓜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东西更多；敌人对我们的意见，比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更接近真实等等。军人更是如此，一个优秀的军人一定是会尊重自己的对手的。在这方面，我们也很多名言，比如：了解对手、尊重对手、才能战胜对手；尊重对手，才能强大自己等等。比较深刻的一句是，军人是一种荣誉，尊重对手就是尊重自己！

所以，对手分明是一面镜子，面对它，我们总能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同样适合对手，我们不能把对手的镜子给抹黑了，那样，就谈不上通过镜子彻底地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了，不管是有意或无意，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损失，至少不利于我们更好地完善自己。

王耀武（1904年—1968年），山东泰安人。国民党抗日将领。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山东省主席、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时，他开始思想有顾虑，毛主席让罗瑞卿转告他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1959年12月，他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据说，王耀武经过特赦后，有人问他除了亲人最想见以外，还有谁此刻能让他想起来？他沉吟片刻说：“粟裕。”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聚会中，当被问及在众多的国民党黄埔系高级将领中，哪几位指挥才能比较出色时，粟裕说到了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王耀武。粟裕说：“王耀武这个人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比较有指挥才能。陈老总说过，不要小看王耀武，他是国民党那些人里比较明白的一个。”

当时，王耀武还在接受改造，一定不会想到，粟裕会如此尊重他这个战场上的曾经的对手，而当他被特赦说出粟裕的名字，也是他作为军人尊重对手的一种表现。在这里除了尊重对手，人们大约还能看到一种惺惺相惜的情谊。

王耀武被陈老总称为“明白人”，除了抗日的因素，大约还包含了这样两件事，即：1948年9月20日，济南城破之前，王耀武为防止伤及无辜，将全城平民疏散出城，没有将老百姓当作“人肉盾牌”；同时，他命令释放济南政府监狱中的所有解放军战俘，给每个军官发金元券5元、士兵3元，不得伤害，礼送出城。

对此，有人评价：纵观国内战争史，在明知自己将要失败的情况下，把在押的敌人释放出去，王耀武应该是第一人。而他的“明白”仿佛还不止于此：济南外城失守后，他将指挥部转移到北极庙西侧的成仁祠，指着成仁祠的匾额，曾对同僚这样说：“诸位，我记得当初校长曾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支佩剑，上面写着不成功，便成仁，今日遇着这成仁祠也算是缘分，但今时不同于抗日，不必抱有轻生念头，望各自珍重。”

一般人，在失败时都喜欢拉几人垫背或者殉葬的，王耀武失败时，不但礼送解放军战俘出城，还让同僚们各自珍重，表现出了他仁厚的一面，这也让作为军人的他有了某种预见的精明——战役展开前，他曾给家人留话说：“假如我有不测，你们可去香港，不要去台湾。”事实是，他确有“不测”，化妆突围在寿光境内被俘，而他的家人也因为他的留话去香港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这一点，已经与尊不尊重对手无关，而我们想要说的是，因为一些网友的人云亦云，王耀武的结发妻子郑宜兰在其后被“摸黑”了不少。虽说，这不能与王耀武的“镜子”同日而语，但在郑宜兰这面被“摸黑”的镜子里，多少能看到，总有那么一些人总是希望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喜欢雪上加霜的心理。

王耀武被特赦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与家人联系。这时，郑宜兰带着和他生育的7个孩子生活在香港。国家有关方面与郑宜兰取得联系，希望她能带着孩子们前来与王耀武团聚，但王耀武却在随后收到了一纸离婚协议书。对此，沈醉说：“王耀武一气之下，马上手脚发抖，几乎当场死去，虽经抢救，也变成了半身不遂，如果他迟点出来，也许还能多活个十年八年呢！”随后，也便有了网上的那些不实流言，美其名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逃——听到王耀武被俘的消息后，王耀武的副官王相宾倒是做了一件“忘恩负义”的事情，带着王耀武多年经营的财产和王耀武的老婆跑了！

果真是这样的吗？王耀武的女儿王鲁云后来道出了实情：“一些书刊包括互联网上流传着母亲后来同父亲的一位副官结成夫妻并背叛父亲一类的传说，令我深感惊讶，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对于这类不负责任的谣言，我们家属已经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予以澄清……母亲郑宜兰在离开父亲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父亲的事情，她对父亲的思念一如既往，没有更改，只不过因为主客观原因，以至于他们始终未能聚首，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王耀武早年带领部队进驻福州时，得到福州地方法院郑推事的欣赏，随后，郑推事便将自己的女儿郑宜芝（别名郑宜兰）嫁给了王耀武，两人由此成为夫妻。当时，王耀武仅仅是连级军官，夫妻恩爱，随后生下了7个孩子（另有一说是9个）。王鲁云是他们第三个孩子，唯一的女儿，1935年出生。虽说，后来王耀武官运亨通，发迹了，但他的私生活极其严谨，不喜欢寻花问柳那套，和郑宜兰在一起相敬如宾、伉俪情深。

1947年，面对全国的形势，王耀武将家人迁往青岛，随后，又让家人从青岛又去了上海。到上海不久，郑宜兰和孩子们就听到了王耀武被俘的消息，而且，要比报纸早一天。王鲁云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第二天各大报纸就刊出了消息。”因为王耀武事先留话，不让郑宜兰和孩子们去台湾，郑宜兰便想着去香港，但那时，她们却没钱了。王鲁云说：“当时，我们没钱买去香港的机票，困守在上海。上海的物价飞涨，钱贬值得太快，上午一小篮子的钱可以买一个面包，下午就必得用一个大篮子的钱去买了。”

就在郑宜兰和孩子们不知道怎么办时，王耀武的副官出现了，这个人大约就是网络传言的王相宾，或者另有其人。王鲁云说：“终天有一天，有人敲门，进来一位父亲的副官，他说：‘王将军是对我有恩的人，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顺利去香港。’结果我们就坐上了军机。”

在香港的日子里，郑宜兰和孩子们的日子也不十分好过。王鲁云说：“我们只有很少的钱，一家人挤在一个大房子里，出门坐公交车。”母亲郑宜兰不得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精打细算，在吃的方面扣了又扣，也只让孩子们穿校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郑宜兰还想着去“救”丈夫，托一些所谓的能人疏通关系，但把钱送给这些人后，都没有了动静。王鲁云说：“曾经上过当地人的两次当，花了两三万元。”后来，郑宜兰觉得没指望，这才停了下来，“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要吃饭，而且也没有（办事人要的）大数目的钱。”

1959年底，王耀武身份获得自由，随后联系到了郑宜兰，但郑宜兰却害怕了起来，不敢来见王耀武了。原因是她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怕让自己与王耀武相见仅仅是一个幌子，因此，她不可能以孩子们的未来做赌注，带着孩子们来见王耀武的。而误会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为了不使自己“上当”，郑宜兰提出了离婚。王鲁云说：“她（郑宜兰）心里最疼的还是她的孩子。离婚之后她就到了中美洲，和她的儿子们在一起，终生未嫁。1981年1月11日因胃溃疡及胃出血去世，终年73岁。”

从中，人们不难看出，站在郑宜兰的角度，离婚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王鲁云说：“母亲提出离婚，是为了让父亲能够在北京找一个人来侍候他。”事实也是，1966年冬，王耀武在周总理关心示意下，经人介绍与北京82中教师吴伯伦结了婚。据报道，王耀武1968年去世后，王鲁云还一直给吴伯伦供给生活费。

这就是王耀武与郑宜兰的姻缘了，多少有一些阴差阳错，但绝对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逃”的网络传言。而通过这件事，我们想要说的是：有时候，镜子被抹黑了，虽然不再能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但分明还有着另外一种功能，即可以观察到一些世相——那些喜欢散布流言的人，也许根本不会锦上添花，也总不喜欢世间能多一份美满的结局。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只想着自己碗里有肉，而不许别人碗里有米汤（稀饭）。

        王耀武的儿子们，在哥斯达黎加生活得还不错，他们的孩子以当医生的为多，只是因为和中国联系很少，都不太会说中文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香港的王鲁云，因丈夫黄振辉是一位极有商业头脑的建筑师，夫妻两人经过多年经营，不仅创下了自己的商业地产，在斯坦福大学设立了“王耀武将军奖学金”，还在王耀武的家乡有不少投资。两人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5个女儿是清一色的博士，被人们称为“五朵金花”，都与山东有很多联系，都想着要为祖国做一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