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zz中国女人
奇闻趣事 2023-06-07 18:23www.xyhndec.com奇闻趣事
三月，是全世界的女性狂欢月。回到一、二月份，世界各地的爵士学者们早已按耐不住赞美女性、为女性发声的心。NPR甚至出动了七人大型女性创作团队，发问“终于平等了吗？”（“Equal At Last? Women In Jazz, By The Numbers”）。还有西方同行一边向我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边问我：你们中国爵士里的女性是什么样的？作为一名中国女性，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有意思。
去年底，我作为创始团队成员加入了非营利组织Women In Jazz Media。从此，“女性话题”逐渐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关注点。西方的女权，和我们是同一回事吗？其实不尽然。打个比方，在国内，三八妇女节被官方用来表彰五好文明家庭。这在欧美是闻所未闻的。这个节日，是她们一年一度集中宣扬独立女性、为弱势群体集中发声的时刻。关于女性角色的思考，在文化断层线的两边，东西方显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
一直以来，黑人女权（Black Femism）和白人女权（White Femism）构成了主要理论阵营。前者关联种族，后者讨伐物化。相比下，关于亚裔女权（Asian Femism）的现存讨论比较有限，主要由美籍亚裔学者结合自身族裔和移民背景展开。那为什么亚裔女权没有显示出同等的激进性呢？
思考中国爵士女性的现状，脱离不开中国女性。相较西方的激进，当代中国女权主义总体温和。在集体主义抬头的国内，女权偏重解决女性和社会的关系。在追求个人主义的西方，女权还重点解决了女性和家庭的关系。今天的西方女权，关键词依然是职场为主的性别歧视，家庭暴力，“Me Too”为首的抵制性骚扰和强奸运动，充斥着鼓励女性捍卫个性的媒体文化。而当前的中国女权，最容易集中社会公共资源的舆论往往回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义务和权利，个体的选择自由和矛盾重重的标签困境。拉姆、马金瑜的家暴遭遇始终牵扯着我们脆弱的神经；“适婚”女性（尤其都市青年）的择偶问题、已婚女性的职场家庭平衡及丧偶式育儿、对男女方亲密关系出轨的有色眼镜等，都如同无形的枷锁，以社会期待的形式约束着女性。
女性爵士音乐家，首先是女性。判断一个地区女性的爵士参与度，首当其冲要看女性爵士音乐家的数量和发展情况。遗憾的是，我们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巴西等爵士文化较发达的国家仍然存在差距。下文就形成原因试作探讨。
第一，近代中国爵士起步晚，演奏家群体基数小。女性少、占比低，且一线多以男性主导，这些确是国内爵士行业现状。据不完全统计，近年以个人名义发行爵士专辑的国内音乐家不足50名，其中女性占比不及五分之一。论专辑发行量，男性音乐家压倒性胜出。不过据谈话调研，多数女性音乐家并不认同“性别原罪”。客观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断层，今天的中国爵士尚处起步阶段。本土爵士从无到有不过二十余年，演职群体也尚未达到可供研究定性的规模。爵士演奏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对专业素养、环境氛围的要求较高；再者，近年也有一些青年女性音乐家开始崭露头角。台湾地区更已有不少引起国际关注的名字，巾帼不让须眉如苏郁涵、许郁瑛、陈若玗。想必假以时日，内陆爵士有望迎来更性别多元的音乐家群体。
第二，儒家文化下的家长意志。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动力，也是使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骨骼和血液。它对华夏子女最影响深刻。关于下一代的职业方向和幼年生活方式，中国家长对女儿的培养管教通常更保守严苛，存在明显的求稳心理和保护欲。部分家长倾向一定程度顺从“女性不宜抛头露面”的社会期待，尤其当文化行业的资源分配极其不均，其创作（演奏）群体相比其他行业一线同类更容易获得社会关注。同时，艺术家就业普遍存在以下特点，如年幼择业的机会成本高，日后考学仍然存在录取风险，艺术家“岗位”现状僧多粥少，长期进行专业培训（包括留学）的教育投资高，职业前景规划难度大、稳定性弱，自由职业主导下国家保障福利较少。爱子则计深远，父母支持是子女踏上音乐专业的前提。为了规避风险，多数中国家庭（往往中产）在子女日后的职业选择上体现出一定的家长意志。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入学/考学加分、提高综合素质，是中国家长支持、引导子女参加业余音乐训练的主要原因，但谈及专业规划则大多色变。在重古典、尊民乐、轻流行（爵士）的社会氛围下，爵士教育的公众知晓度还不够理想，导致今天真正从事爵士的女性音乐家更寥寥无几。
第三，被固化的“乐器性别”。声乐和键盘，是女性爵士音乐家相对集中的领域。
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乐器性别定型。乐器本无性别，公众偏见却不分国内国外。其本质是认为男性几乎可以胜任所有乐器（包括声乐），尤其吉他、贝斯、小号、长号、萨克斯风、打击乐等被认作具有“雄性气质”的乐器，而女性更适合从事声乐、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长笛等。陈胤希、李婕、喜辰晨、张乐、张盈等都是歌手，陈若玗（台湾）、冯雨薇、陆宣辰、许郁瑛（台湾）、周欣韧等都演奏钢琴，打击乐（含颤音琴）演奏家荣辰初、颤音琴演奏家苏郁涵（台湾）都自幼学习钢琴，陈辛璐（萨克斯风）、李佩莹（打击乐）属于少数例外。
对照上海音乐学院2011-2020年间本科（艺术类）专业历年的拟录取情况（缺2015年公示数据），梳理九个学年中上音现打系现代器乐系各专业方向拟录取学生数据，并附2015年计划招生计划数（下表）。
上海音乐学院2011-2020年间本科（艺术类）专业历年的拟录取情况表
如表，爵士萨克斯（男100%）、爵士小号（男90.91%）、流行打击乐（男83.33%）、爵士长号（81.82%）、爵士吉他（男78.95%）、古典吉他（男72.73%）、中国打击乐（男66.67%）这七个专业，在九个学年中，男性拟录取比例皆高于拟录取总数的三分之二。管风琴（女75.00%）、电子管风琴（女69.23%）、爵士钢琴（女65.22%）、手风琴（女63.64%）四个专业恰好都是键盘类乐器，女性拟录取比例相对较高。常见的爵士乐器有管乐器（萨克斯、小号、长号）、钢琴、吉他、贝斯、鼓（流行打击乐）。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世界一流的音乐类高等院校，其公平公正、专业透明自然不容置疑。再者，考学结果也必然和具体考生的专业水平、临场发挥等有关。据访谈调研，亦有爵士吉他演奏家透露，日常授课中男性生源居多。
另一方面，还有潜移默化的音乐类型导流和类型化的乐器。经群调，国内爵士演奏家多属“半道改行”，多数音乐家直到中学及以后才开始了解爵士乐。这和国内十年前的爵士文化渗透程度有关，而今天的爵士学童日益低龄化。针对当下活跃的爵士演奏家群体开展调研，不少男性演奏家曾以力量型音乐（尤其摇滚/金属）为契机接触爵士并走向专业，尤其吉他、贝斯、鼓；女性则多从古典钢琴出发，成年左右在专业选择上易道爵士或其他键盘类乐器。显然，摇滚与爵士同属一套流行音乐体系，而古典则是另一个独立分类。“第一类型”对爵士的导流影响不言而喻。“导流”现象的产生原因，包括上文所述的爵士文化在国内的阶段背景、传统价值观、家长意志、乐器性别偏见，但也和“第一类型”的主要受众、不同乐器的学习要求（包括起始年龄、家长投资成本）等有关。比如，钢琴的学习周期往往更长，对基本功的要求更高，考学竞争更激烈，家庭投资成本也更大。因此在一系列因素的互相作用下，若“第一类型”的接触偶发性较强，则青少年女性进入爵士演奏行业的入口较窄、难度较高、对外部（家长）支持的需求较大。
不过，“导流”问题并非无解。随着爵士乐社会知晓度、艺术地位、公众认同感的提升，逐代开明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父母成为中坚力量，未来青少年学童对“第一类型”的被动需求必然降低。由此，女孩在面对乐器和类型的选择上，也许会更有发言权、自主权。
她们都说，“国内是凭实力说话。”群调显示，国内女性爵士音乐家普遍不认为爵士业内存在性别歧视，否认在求学或职业生涯中发生过“Me Too”事件，或经历过基于性别的不公正待遇，如工作机会歧视、同工不同酬、言语不敬、物化宣传。但在爵士业外，容貌焦虑和怀孕隐瞒却咫尺之遥。
“以貌取人”直指女性。有音乐家反映，部分爵士外的演出策划人员疏于对爵士乐的专业了解，在确定爵士乐队成员时倾向根据外形选择女性演职人员，但对建议名单中的男性爵士演奏家没有提出过类似意见。还有男性音乐家透露，在商业演出中，外形姣好的女性有时会得到略高的报酬。
藏在合同下的“怀孕羞耻”。据爵士打击乐演奏家荣辰初反映，在过去的“跨圈”演出经历中，她曾因怀孕而遭到香港的演出合作方取消合同。尽管当时她已按照香港入境处的文件政策，完成所有规定材料的准备。但演出方仅凭音乐家怀孕这一事实即提出解约诉求，全然不顾其音乐会独奏身份、当时所处怀孕阶段等实际情况。负责策划组织该场音乐会的谭盾工作室亦与演出方竭力沟通，未能扭转局面。怀孕八个月时，荣辰初同样遭遇了另一场直播采访的取消，主办方的理由是“怀孕的不太合适”。音乐家坦言，由于自己在孕期中比较注意身形控制，“基本上所有的演出，都是在别人不知道我怀孕的状况下演的。我根本都不想去尝试，别人知道我怀孕之后是什么反应。”为了不失去后续其他的少量演出机会，热爱音乐的荣辰初选择用束缚带裹扎自己孕期中的腹部，以强作不显怀的姿态示人。
听者无不唏嘘。在分娩后的首场演出中，荣辰初在台上留下这样的感言。“虽然我们因为家庭、因为女人的不同阶段，必须要放弃一些事，但女性艺术家们很多时候比一般的职场女性更加艰难。尤其产后，她们不仅要面对自己，还要面对所有的观众。相比其他职场女性，女性艺术家们的价值和状态都会受到大众眼光的衡量。”
国内社会对女性的多重角色期待，并非爵士独有。但在爵士领域，这种角色压力具备了典型性。相比男性同行，当下国内女性爵士音乐家仍面临诸多阻力。一是美丽成本。女性音乐家需要在加强专业的同时，尤其为自己的容貌形象承担成本，以争取更广范围的工作机会。二是经济独立、稳定性和音乐初心间的调和。许多女性音乐家都处于非稳定的工作状态，需要在音乐初心和经济独立间作平衡取舍。对于希望和同龄男性一样拥有高校教职、基于稳定收入再来追求音乐梦想的女性而言，早年的专业领域（钢琴、声乐）过度集中，所属领域学术发展高度成熟、人才竞争激烈，也抬高了部分女性爵士音乐家踏入体制的门槛。三是家庭和职业的平衡。爵士音乐家是一份聚光灯下的工作，八点后的晚场演出是家常便饭，因此来自家庭的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但在国内女性背负多重角色期待的基调下，和其他职场女性一样，单身音乐家面临晚婚或剩女压力，已婚的面临角色平衡，孕期中的则担心与重要的厅院演出机会失之交臂（这一点在西方比较宽容，流行巨星面临数万观众仍能遵从个人意志举办大型演唱会）。
国内新一代的女性爵士音乐家普遍学历高、有留学经历、具备专业素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家庭基础良好、多在一二线城市生活发展。但恰因如此，面对社会默许的“完美女孩”教育方式和公众期待，她们的精英属性进一步加剧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禁锢和困惑。
女性的爵士参与，不止于音乐家。有趣的是，女性经管人才在爵士俱乐部、关联文化组织等机构的参与率相当可观，总体受外界认可度也比较高。甚至在Blue Note京沪两店，清一色的女性人才多年来撑起了市场公关团队。她们通过专业的线上线下项目策划，帮助Blue Note Cha熬过了最艰难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低谷，也持续推动着俱乐部在后疫情时代的平稳过渡。
国际层面，业界对女性爵士媒体人的生存和工作状态同样关注。美国爵士乐评人Nate Chen曾在《JazzTimes》2011年10月刊上发文质问“女性爵士乐评人在何方？”（“Where Are the Female Jazz Critics?”）。2020年底，英国爵士歌手、作家Fiona Ross创建了女性组织“Women In Jazz Media”，旨在帮助扩大女性爵士记者/作家、摄影师、出版人、杂志编辑等的国际影响力，鼓励指导下一代女性媒体人踊跃参与爵士传播与研究。WIJM一上线，便获得了Jazz In Europe、All About Jazz、Jazz Views、Inside Music Women、Kd of Jazz、Jazzwise、Music Tribes Unite、JazzTribe.Network、Citizen Jazz等媒体机构的官方支持。在该团队的推动下，英国爵士杂志《Jazz Quarterly》的2021年3月刊将作“女性特刊”发行。笔者有幸参与了本期特刊的选题设置，负责华人女性爵士音乐家的推荐。近年来，华人爵士日新月异，我们的音乐家——尤其优秀的女性——值得被世界了解。
其实，所谓“女权”在中国发酵至今，相比“权利”的夺取，其核心症结更多来自社会圈层融合中产生的群体困惑、不适和痛楚。向深看，是新旧时代、现代与传统观念、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文明和乡土文化的激撞。女性问题，是一个关乎文化、政治、经济、物种延续等的综合性难题。至于爵士中的女性问题，更多是社会尤其都市女性问题的一个缩影。 西方对“爵士 她 ”的态度和思考，是基于自己的现实环境。 他们的成果固然值得中国 研究借鉴，但若一味照搬试水，部分做法的实践效果甚至可操作性不见得如意。 同时，爵士的“她”并不孤立存在于“她们”之外，其困境也很难被理想化地单独化解。
既然如此，为什么爵士需要性别多元化？是为了政治正确吗？这当然不是无谓或无望的困兽之斗。因为爵士的内核是自由。只有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群都能不惧偏见地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平等自如地表达个人意志，爵士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更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势必要通过消除群体差异来走向社会整合。每一滴微小的力量，都会最终汇流成海。
去年底，我作为创始团队成员加入了非营利组织Women In Jazz Media。从此，“女性话题”逐渐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关注点。西方的女权，和我们是同一回事吗？其实不尽然。打个比方，在国内，三八妇女节被官方用来表彰五好文明家庭。这在欧美是闻所未闻的。这个节日，是她们一年一度集中宣扬独立女性、为弱势群体集中发声的时刻。关于女性角色的思考，在文化断层线的两边，东西方显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
一直以来，黑人女权（Black Femism）和白人女权（White Femism）构成了主要理论阵营。前者关联种族，后者讨伐物化。相比下，关于亚裔女权（Asian Femism）的现存讨论比较有限，主要由美籍亚裔学者结合自身族裔和移民背景展开。那为什么亚裔女权没有显示出同等的激进性呢？
思考中国爵士女性的现状，脱离不开中国女性。相较西方的激进，当代中国女权主义总体温和。在集体主义抬头的国内，女权偏重解决女性和社会的关系。在追求个人主义的西方，女权还重点解决了女性和家庭的关系。今天的西方女权，关键词依然是职场为主的性别歧视，家庭暴力，“Me Too”为首的抵制性骚扰和强奸运动，充斥着鼓励女性捍卫个性的媒体文化。而当前的中国女权，最容易集中社会公共资源的舆论往往回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义务和权利，个体的选择自由和矛盾重重的标签困境。拉姆、马金瑜的家暴遭遇始终牵扯着我们脆弱的神经；“适婚”女性（尤其都市青年）的择偶问题、已婚女性的职场家庭平衡及丧偶式育儿、对男女方亲密关系出轨的有色眼镜等，都如同无形的枷锁，以社会期待的形式约束着女性。
女性爵士音乐家，首先是女性。判断一个地区女性的爵士参与度，首当其冲要看女性爵士音乐家的数量和发展情况。遗憾的是，我们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巴西等爵士文化较发达的国家仍然存在差距。下文就形成原因试作探讨。
第一，近代中国爵士起步晚，演奏家群体基数小。女性少、占比低，且一线多以男性主导，这些确是国内爵士行业现状。据不完全统计，近年以个人名义发行爵士专辑的国内音乐家不足50名，其中女性占比不及五分之一。论专辑发行量，男性音乐家压倒性胜出。不过据谈话调研，多数女性音乐家并不认同“性别原罪”。客观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断层，今天的中国爵士尚处起步阶段。本土爵士从无到有不过二十余年，演职群体也尚未达到可供研究定性的规模。爵士演奏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对专业素养、环境氛围的要求较高；再者，近年也有一些青年女性音乐家开始崭露头角。台湾地区更已有不少引起国际关注的名字，巾帼不让须眉如苏郁涵、许郁瑛、陈若玗。想必假以时日，内陆爵士有望迎来更性别多元的音乐家群体。
第二，儒家文化下的家长意志。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动力，也是使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骨骼和血液。它对华夏子女最影响深刻。关于下一代的职业方向和幼年生活方式，中国家长对女儿的培养管教通常更保守严苛，存在明显的求稳心理和保护欲。部分家长倾向一定程度顺从“女性不宜抛头露面”的社会期待，尤其当文化行业的资源分配极其不均，其创作（演奏）群体相比其他行业一线同类更容易获得社会关注。同时，艺术家就业普遍存在以下特点，如年幼择业的机会成本高，日后考学仍然存在录取风险，艺术家“岗位”现状僧多粥少，长期进行专业培训（包括留学）的教育投资高，职业前景规划难度大、稳定性弱，自由职业主导下国家保障福利较少。爱子则计深远，父母支持是子女踏上音乐专业的前提。为了规避风险，多数中国家庭（往往中产）在子女日后的职业选择上体现出一定的家长意志。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入学/考学加分、提高综合素质，是中国家长支持、引导子女参加业余音乐训练的主要原因，但谈及专业规划则大多色变。在重古典、尊民乐、轻流行（爵士）的社会氛围下，爵士教育的公众知晓度还不够理想，导致今天真正从事爵士的女性音乐家更寥寥无几。
第三，被固化的“乐器性别”。声乐和键盘，是女性爵士音乐家相对集中的领域。
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乐器性别定型。乐器本无性别，公众偏见却不分国内国外。其本质是认为男性几乎可以胜任所有乐器（包括声乐），尤其吉他、贝斯、小号、长号、萨克斯风、打击乐等被认作具有“雄性气质”的乐器，而女性更适合从事声乐、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长笛等。陈胤希、李婕、喜辰晨、张乐、张盈等都是歌手，陈若玗（台湾）、冯雨薇、陆宣辰、许郁瑛（台湾）、周欣韧等都演奏钢琴，打击乐（含颤音琴）演奏家荣辰初、颤音琴演奏家苏郁涵（台湾）都自幼学习钢琴，陈辛璐（萨克斯风）、李佩莹（打击乐）属于少数例外。
对照上海音乐学院2011-2020年间本科（艺术类）专业历年的拟录取情况（缺2015年公示数据），梳理九个学年中上音现打系现代器乐系各专业方向拟录取学生数据，并附2015年计划招生计划数（下表）。
上海音乐学院2011-2020年间本科（艺术类）专业历年的拟录取情况表
如表，爵士萨克斯（男100%）、爵士小号（男90.91%）、流行打击乐（男83.33%）、爵士长号（81.82%）、爵士吉他（男78.95%）、古典吉他（男72.73%）、中国打击乐（男66.67%）这七个专业，在九个学年中，男性拟录取比例皆高于拟录取总数的三分之二。管风琴（女75.00%）、电子管风琴（女69.23%）、爵士钢琴（女65.22%）、手风琴（女63.64%）四个专业恰好都是键盘类乐器，女性拟录取比例相对较高。常见的爵士乐器有管乐器（萨克斯、小号、长号）、钢琴、吉他、贝斯、鼓（流行打击乐）。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世界一流的音乐类高等院校，其公平公正、专业透明自然不容置疑。再者，考学结果也必然和具体考生的专业水平、临场发挥等有关。据访谈调研，亦有爵士吉他演奏家透露，日常授课中男性生源居多。
另一方面，还有潜移默化的音乐类型导流和类型化的乐器。经群调，国内爵士演奏家多属“半道改行”，多数音乐家直到中学及以后才开始了解爵士乐。这和国内十年前的爵士文化渗透程度有关，而今天的爵士学童日益低龄化。针对当下活跃的爵士演奏家群体开展调研，不少男性演奏家曾以力量型音乐（尤其摇滚/金属）为契机接触爵士并走向专业，尤其吉他、贝斯、鼓；女性则多从古典钢琴出发，成年左右在专业选择上易道爵士或其他键盘类乐器。显然，摇滚与爵士同属一套流行音乐体系，而古典则是另一个独立分类。“第一类型”对爵士的导流影响不言而喻。“导流”现象的产生原因，包括上文所述的爵士文化在国内的阶段背景、传统价值观、家长意志、乐器性别偏见，但也和“第一类型”的主要受众、不同乐器的学习要求（包括起始年龄、家长投资成本）等有关。比如，钢琴的学习周期往往更长，对基本功的要求更高，考学竞争更激烈，家庭投资成本也更大。因此在一系列因素的互相作用下，若“第一类型”的接触偶发性较强，则青少年女性进入爵士演奏行业的入口较窄、难度较高、对外部（家长）支持的需求较大。
不过，“导流”问题并非无解。随着爵士乐社会知晓度、艺术地位、公众认同感的提升，逐代开明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父母成为中坚力量，未来青少年学童对“第一类型”的被动需求必然降低。由此，女孩在面对乐器和类型的选择上，也许会更有发言权、自主权。
她们都说，“国内是凭实力说话。”群调显示，国内女性爵士音乐家普遍不认为爵士业内存在性别歧视，否认在求学或职业生涯中发生过“Me Too”事件，或经历过基于性别的不公正待遇，如工作机会歧视、同工不同酬、言语不敬、物化宣传。但在爵士业外，容貌焦虑和怀孕隐瞒却咫尺之遥。
“以貌取人”直指女性。有音乐家反映，部分爵士外的演出策划人员疏于对爵士乐的专业了解，在确定爵士乐队成员时倾向根据外形选择女性演职人员，但对建议名单中的男性爵士演奏家没有提出过类似意见。还有男性音乐家透露，在商业演出中，外形姣好的女性有时会得到略高的报酬。
藏在合同下的“怀孕羞耻”。据爵士打击乐演奏家荣辰初反映，在过去的“跨圈”演出经历中，她曾因怀孕而遭到香港的演出合作方取消合同。尽管当时她已按照香港入境处的文件政策，完成所有规定材料的准备。但演出方仅凭音乐家怀孕这一事实即提出解约诉求，全然不顾其音乐会独奏身份、当时所处怀孕阶段等实际情况。负责策划组织该场音乐会的谭盾工作室亦与演出方竭力沟通，未能扭转局面。怀孕八个月时，荣辰初同样遭遇了另一场直播采访的取消，主办方的理由是“怀孕的不太合适”。音乐家坦言，由于自己在孕期中比较注意身形控制，“基本上所有的演出，都是在别人不知道我怀孕的状况下演的。我根本都不想去尝试，别人知道我怀孕之后是什么反应。”为了不失去后续其他的少量演出机会，热爱音乐的荣辰初选择用束缚带裹扎自己孕期中的腹部，以强作不显怀的姿态示人。
听者无不唏嘘。在分娩后的首场演出中，荣辰初在台上留下这样的感言。“虽然我们因为家庭、因为女人的不同阶段，必须要放弃一些事，但女性艺术家们很多时候比一般的职场女性更加艰难。尤其产后，她们不仅要面对自己，还要面对所有的观众。相比其他职场女性，女性艺术家们的价值和状态都会受到大众眼光的衡量。”
国内社会对女性的多重角色期待，并非爵士独有。但在爵士领域，这种角色压力具备了典型性。相比男性同行，当下国内女性爵士音乐家仍面临诸多阻力。一是美丽成本。女性音乐家需要在加强专业的同时，尤其为自己的容貌形象承担成本，以争取更广范围的工作机会。二是经济独立、稳定性和音乐初心间的调和。许多女性音乐家都处于非稳定的工作状态，需要在音乐初心和经济独立间作平衡取舍。对于希望和同龄男性一样拥有高校教职、基于稳定收入再来追求音乐梦想的女性而言，早年的专业领域（钢琴、声乐）过度集中，所属领域学术发展高度成熟、人才竞争激烈，也抬高了部分女性爵士音乐家踏入体制的门槛。三是家庭和职业的平衡。爵士音乐家是一份聚光灯下的工作，八点后的晚场演出是家常便饭，因此来自家庭的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但在国内女性背负多重角色期待的基调下，和其他职场女性一样，单身音乐家面临晚婚或剩女压力，已婚的面临角色平衡，孕期中的则担心与重要的厅院演出机会失之交臂（这一点在西方比较宽容，流行巨星面临数万观众仍能遵从个人意志举办大型演唱会）。
国内新一代的女性爵士音乐家普遍学历高、有留学经历、具备专业素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家庭基础良好、多在一二线城市生活发展。但恰因如此，面对社会默许的“完美女孩”教育方式和公众期待，她们的精英属性进一步加剧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禁锢和困惑。
女性的爵士参与，不止于音乐家。有趣的是，女性经管人才在爵士俱乐部、关联文化组织等机构的参与率相当可观，总体受外界认可度也比较高。甚至在Blue Note京沪两店，清一色的女性人才多年来撑起了市场公关团队。她们通过专业的线上线下项目策划，帮助Blue Note Cha熬过了最艰难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低谷，也持续推动着俱乐部在后疫情时代的平稳过渡。
国际层面，业界对女性爵士媒体人的生存和工作状态同样关注。美国爵士乐评人Nate Chen曾在《JazzTimes》2011年10月刊上发文质问“女性爵士乐评人在何方？”（“Where Are the Female Jazz Critics?”）。2020年底，英国爵士歌手、作家Fiona Ross创建了女性组织“Women In Jazz Media”，旨在帮助扩大女性爵士记者/作家、摄影师、出版人、杂志编辑等的国际影响力，鼓励指导下一代女性媒体人踊跃参与爵士传播与研究。WIJM一上线，便获得了Jazz In Europe、All About Jazz、Jazz Views、Inside Music Women、Kd of Jazz、Jazzwise、Music Tribes Unite、JazzTribe.Network、Citizen Jazz等媒体机构的官方支持。在该团队的推动下，英国爵士杂志《Jazz Quarterly》的2021年3月刊将作“女性特刊”发行。笔者有幸参与了本期特刊的选题设置，负责华人女性爵士音乐家的推荐。近年来，华人爵士日新月异，我们的音乐家——尤其优秀的女性——值得被世界了解。
其实，所谓“女权”在中国发酵至今，相比“权利”的夺取，其核心症结更多来自社会圈层融合中产生的群体困惑、不适和痛楚。向深看，是新旧时代、现代与传统观念、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文明和乡土文化的激撞。女性问题，是一个关乎文化、政治、经济、物种延续等的综合性难题。至于爵士中的女性问题，更多是社会尤其都市女性问题的一个缩影。 西方对“爵士 她 ”的态度和思考，是基于自己的现实环境。 他们的成果固然值得中国 研究借鉴，但若一味照搬试水，部分做法的实践效果甚至可操作性不见得如意。 同时，爵士的“她”并不孤立存在于“她们”之外，其困境也很难被理想化地单独化解。
既然如此，为什么爵士需要性别多元化？是为了政治正确吗？这当然不是无谓或无望的困兽之斗。因为爵士的内核是自由。只有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群都能不惧偏见地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平等自如地表达个人意志，爵士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更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势必要通过消除群体差异来走向社会整合。每一滴微小的力量，都会最终汇流成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