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从西方又回到东方
风水，从西方又回到东方
改革开放之后，风水与其他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以及科学思想，逐步开始打破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坚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勃兴，绝大多数原先被禁锢的思想和研究禁区都已经解脱了束缚的枷锁。但风水的命运却颇坎坷。我当年师从北大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景观设计、规划和东方文化生态(风水学)研究专家于希贤先生，从先生处得到一本国外著名学者尹弘基关于风水的著述，因当时政策环境原因不得出版，只好半途辍译。近十年，由于现实的需求，特别是在旅游规划、景观设计、地产开发、城镇保护与建设中，出现了大量因不重视地方文脉继承和天、地、人相协调的思想、行为，导致规划、设计、建设与保护等方面的败笔，引起了历史文化、旅游规划景观设计、建筑界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呼吁，有关的研究和著述多了起来，这一被动的情况才有所改观。
1986年，一位外国学者的到来，为中国风水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国际交流的大门，同时，也复苏了大陆学界对风水研究的意识。他即是上文提到的“国外著名的风水研究学者”，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高级讲师尹弘基博士。尹弘基是韩国人，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师从世界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大师索尔(G,0,Sauer)和民俗社会学系的Wo丨framEberbard教授，
1976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韩国堪舆研究》(古代风水也称堪舆)，并在国际知名的杂志发表多篇研究风水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尹弘基于1986年通过北大于希贤先生的推荐，到中国研究考察，以此求证他的一个论断：风水起源于中国黄土高原的窑洞选址。
这时，国内学界开始把“风水”一词作为文献检索的主题词，发现到中国的传教士、国外的学者对传播、研究中国风水思想，早有历史，并成果卓著。
中国风水思想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的新罗时代早期传入朝鲜半岛的。在韩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大量的有关风水内容的记载，最有名的是关于李太祖和汉阳(汉城)的风水故事。
高丽时代(公元918年~1392年)，朝鲜定都松岳(即今日的开城)。李成桂(李太祖)推翻高丽政权后，创建李朝(公元1392年~1910年)，时有僧人建议定都汉阳(即汉城，今首尔)，认为汉阳地理环境完全符合风水的理想模式。李太祖最终采纳了僧人的建议，迁都汉阳。
风水传入日本的时间，通常认为也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由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带入日本的。也有学者认为，风水是通过朝鲜传到日本的。日本学者渡边欣雄认为，风水在东亚传播，“邻邦诸国以韩国为开始”。风水传入日本后，最初影响了城镇和庙宇的营建、布局，之后迅速流行于其他建筑以及庶民生活之中。在日本，风水更多地被称为“家相”。日本平安时代前半期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公元889年~898年)，藤原佐世编著的《日本见在书目录》，在“五行家类”中，收录了来自中国的《青乌子》《黄帝龙首经》等几部风水典籍。到江户时代开始出版日本作者的著述，最著名的如松蒲东机的《家相大全》、益蒲银鹤的《相家》等。近现代，日本最早的风水研究书籍是村山智顺德的《朝鲜的风水》，
涉古镇明1991年在日刊《人文地理》43卷上发表《风水地理学说对李朝邑集落的影响》，将朝鲜半岛李氏朝鲜时代331个现存的村落进行分类研究，划分出7种选址类型。结论是，其中70%村落选址在“背山临水”、“藏风得水”的地带，符合典型的风水格局。其他较有影响的著述还有渡边欣雄的《风水思想与东亚》，三蒲国雄、毛纲毅旷合著的《风水与城市形象》，冈本著《配合阳宅学的间隔设计》等。1989年日本还成立了全国风水研究者会议，目的是统筹有关的风水研究，协调相关领域研究，收集世界上相关研究信息，创立“东方压倒西方”理论等。
在东南亚诸国，风水的思想也深深浸染在商界、民间乃至政界人士中，成为一种趋吉避凶、追求环境吉祥美好的民俗文化。
在新加坡，风水被广为重视。位于新加坡特罗•布兰奇东道边的观音堂庙，就是一处将中式寺庙营建与风水要求完美结合的典型的胜地。该庙始建于1886年，正面面海，前可收低地之阳气，后三面环山，呈“坐山望海之势”。新加坡另一著名的宗教建筑玉皇殿，内有一石碑，记述了选址过程：“爰思作庙，卜基于永全街中，背山环港，渊涵岳峙，绕绿送青，胜地也。”这种做法，与中国方志中记述地方、家族选址、营建之事是一样的。
今天，新加坡的许多宾馆、建筑都按照当地或外请的风水师意见设计或调整改造。据称，新加坡著名的海德饭店，就多次延请著名的风水师对该饭店的门庭、喷泉和酒店接待处进行改造。
在马来西亚港口城市槟城，有一座中式寺庙极乐寺，就是按照中国的风水模式选址的，“其左有青龙山，右有白虎山，极乐寺所在的小山有仙鹤飞升之感。”此外，如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总部、布鲁梅塔和马来西亚联合工业公司等，均是按风水模式设计的，其目的是使该地区的建筑风格、景观、环境，能达到协调、平衡的效果。
至于西方对中国风水的研究、介绍，可以追溯到明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公元1552年~1610年)来华。1582年他被罗马耶稣会派到中国传教，对推介、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在《中国传教史》一书中，记述了中国风水师的活动：“地理师根据山陵、河流、地理位置来预知吉凶。看风水，对西方人来说是很新奇的。风水师认为风水能决定一家人的健康、财运、功名成就，及一地祸福。”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还记述了关于中国风水的见闻，并对风水的哲学背景作了评论，“根据中国人的理论，整个物质世界--人、动物以及混合体--都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
成的”，中国儒教学说“肯定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所构成的，宇宙的创造者好像是有个连续体(corpuscontuum)的，与天地、人兽、树木及四元素(指西方传统观念中承袭自古希腊的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共存，而每桩个体事物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其后，19世纪随着传教士更多地来到中国内地，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装修风水知识更为深入，涌现了如德国传教士艾德(公元1838年~1908年)所撰《风水——中国自然科学的萌芽》(1873年香港出版)，以及英国传教士伊特尔(ErnestJ.Eitel)所著《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1883年伦敦出版)等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专著。他们力图用西方的科学思想，反观中国风水的合理元素，打开了理解并模式化风水科学与哲学(文化)内核的新路子。
艾德在其书中写道：“什么是风水?这个问题总是不断地困扰着我们。当人们买块地，建一座房子，推倒一座墙，或升一根旗杆，住在通商口岸的居民遇到数不清的困难……当香港政府开建道路，也就是著名的通向幸福谷的索道，当地宗族陷入了可怕的恐罹之中，因为他们认为这会破坏香港的龙脉。当许多参与道路修建的工程师死于香港热病时，许多外国人因为瘴气而不得不舍弃建于幸福谷的住房时，中国人胜利地宣称，这部分是风水的公正判决。”
伊特尔在书中则写道，“在我看来，风水无论如何是自然科学的另一种名称”。他在分析中国风水理论的自然哲学基础上，较为系统地从“理”、“数”、“气”、“形”四个层面，把风水归结为“自然的法则”(TheLawsofNature)、“自然的数值比”(TheNumericalProportionsofNature)、“自然的气息”(TheBreathofNature)、“自然的外形”(TheFormsandOutlesofNature)四个命题构成的体系。他经过研冗分析认
识到，中国人的风水观里，世界万物是相互作用的，人也不能超乎其外，他生存中的任何活动都要吻合于自然，因而要避免在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气息下生活，建筑活动要利于自然的和谐。但另一方面，风水认为，环境的平衡又不是静止不变的，在通盘考虑周围环境的前提下，仍可以人为改造环境，使之与人类共同达到新的平衡。他剥离了风水的迷信外衣，认为，风水这一古老的中国自然科学，有着有机整体的自然观，物质世界不是处于万物彼此无关的静止结构中，而是“呼吸着的生命机体”，包括人在内的各个环节，是相互作用的。可以说，伊特尔的研究，提升了风水的科学理性，在当时乃至今天，其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现当代研究中国风水的大科学家当推中国古代科技史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李约瑟博士。他关于风水的定义“风水是调节人与宇宙和谐之气场的一种方术”为国内学者所推崇。他指出，风水理论“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布中国的田园、房屋、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藉此得到说明。”
1984年，托德夫妇出版了《生态学设计基础》一书，其中专列一节“风水世界观”，引述1982年《纽约太阳村会议》上，孙保罗(PaulSun)的报告，其论述说：“风水世界观源于对天地的仰观俯察，也包含着深奥的精神感应。它是一种与大自然和谐、协调的方法，以便使居住者及其子孙能在其聚居处拥有平实的生活……风水确实含有深邃的智慧，使之完全成了对大自然谦卑、恭顺行为的指南。风水作为一种世界观，对一个稳定的文化提供并指示了一个普遍原则的解释。”据于希贤等学者的统计，截至1989年，现代国外关于风水的研究文献，韩文的有120种，日文有220种，中文有150种，欧美有250种。其中，以欧美的研究最多，且内容的科学水平更高。
在美国，中国风水思想最初是由华工于19世纪带去的。而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环境、社会、心理、健康等一系列问题，风水在美国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商界、政界开始流传普及。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看风水”在美国开始兴盛一时。许多地方，房地产价格的高低，往往取决于风水好坏。因此，房地产公司在购买地皮或建筑办公楼时，常需要高薪聘请懂风水的高人预看风水。一些社会名流、富商、政要、歌星、影星等，在购买宅院时，也常常要先请风水师看后再作决断。据报道，里根卸任后，他当年在电影圈内的一些好友，集体凑钱为他买下一栋住宅楼，就是请了香港的一位著名风水师看过的。
从上述风水传播与研究的历程勾勒中我们可以看到，风水早已越出中国国界，而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如果我们对风水的研究和普及不加以重视的话，后继者、发扬光大者就不见得是中国人了。且不说西方学者加快、加强了对风水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应用的步伐，就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有关机构、学者，也在大力拓展其研究范围与成果。比如我接触过一位新加坡的风水研究与实务者，他就在新加坡科技大学开设风水相关课程，授予科技大学的学位，还常到中国大陆来延揽项目，进行风水景观规划。韩国学者甚至提出风水是韩民族自己原有的思想，并不是从中国传入的，他们还拟就此向联合国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目前在我国，正确看待风水研究与普及并将风水之学发扬光大已十分紧迫。为往圣继绝学，也绝不是一句空话。